8月8日晚，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发生7.0级地震。地震发生第一时间，中科院成都山地所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的相关专家先后奔赴灾区，深入进行次生山地灾害调查与评估，并提出防灾减灾对策。
　　让人们免遭次生灾害威胁
　　“灾害发生后，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成都山地所相关人员介绍。《中国科学报》记者8月11日联系“泥石流院士”崔鹏时，60多岁的他早已奔赴一线了。“首先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利用知识和技术帮助抢险救灾。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希望在现场获得第一手数据，比如通过观察灾害遗迹，反推当时的动力过程和成灾特征，深化对灾害基本规律的认识，为未来灾害做好预测和风险评估。灾害很可能二次成灾，除了当下的应对，最重要的是对灾害的预见。”
　　泥石流俗称“泥龙”。它的形成条件与降雨、植被、土壤、气候、地形、地震等20多种因素有关。当降水裹挟着固体物质向下运动时，固体物质会如同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大，最终形成具有巨大破坏能力的泥石流。一般来说，泥石流的整个过程要经历起动、汇流、运动、堆积4个步骤，其中运动和堆积过程是直接成灾的阶段。泥石流往往暴发突然，来势凶猛，易造成毁灭性灾害。
　　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山地灾害现场，而每一次，崔鹏都带着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奔赴第一线。在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他们都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
　　在“4·20”芦山地震等国家重大灾害减灾工作中，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第一时间深入灾区进行调研与评估，并提出防灾减灾对策，提交的咨询报告“芦山7.0级地震次生山地灾害研判与应急减灾建议”，得到习近平总书记批示，在高效有序开展救援和震后次生灾害防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实践基础上，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在崔鹏带领下，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开创了泥石流学科的新生长点，还在国内外开展大量城镇、道路、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应急减灾工作；面向国家重大减灾需求，在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国家重大减灾中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实现了理论—技术—实践的整体突破。
　　“我们不一定能从废墟里救出多少人，但可以用我们的一点付出和一些科学的认识与方法让更多的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威胁。”崔鹏时常这样鼓励年轻的科技人员。
　　在泥石流中历练
　　山地灾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似乎没有白天黑夜，他们要赶在震后第一个雨季来临之前尽可能多地获取第一手资料，与时间赛跑。有时一去现场就是一整天，除了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粒米不进；为了及时提交报告，熬夜到凌晨三四点也是家常便饭。
　　每一次野外科考，相机、冰镐、GPS定位仪等一整套专业装备加起来就有10多公斤重，加上沿途收集到的各类地质标本，很多时候，崔鹏的背包里总要塞进超过20公斤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都是灾害发生后的道路，要么路面损毁得厉害，要么全是泥泞，许多地方形成孤岛，科考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险情。
　　有一次去泸定县做泥石流防治规划，当深入泥石流源头勘测完成之后，天已经黑了，沟道中基本上没什么路，沟壑又深，而且下着雨，随时有可能发生泥石流等灾害，崔鹏跟随着他的导师唐邦兴一行，相互关照，终于找到一条取水的水渠，沿着水渠走了出去。
　　一次次的历练让团队的年轻人迅速成长。在崔鹏眼中，团队是科研的根本，只有青年人一个一个成长起来，事业才能继续，研究工作才能做得越来越好。在崔鹏的课题组每周都会有例会让大家交流，不管人员多少，总有人组织管理。让学生学会管理，这也是对一件事负责任。大家可以分享收获、经验。只要崔鹏在所里，就一定参加。
　　团队的心愿
　　在尼泊尔特大地震中，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开展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及潜在隐患调查和科技救灾工作，向尼方提出有针对性的减灾策略与处置方案，得到尼泊尔的充分肯定和感谢；应用泥石流监测预警技术，保护了中尼跨界河流—柯西河流域1500人村庄的生命财产安全。
　　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立足国际学科前沿，通过科技援外减灾工作，彰显了我国的减灾水平，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为我国睦邻外交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提升了国际影响力，研究成果也为我国“一带一路”减灾工作提供科技支撑。
　　“承担‘一带一路’防灾减灾的项目，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崔鹏说，通过对沿线国家灾害防治工作的研究，能够使得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减灾领域开拓新的空白研究区域，研究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的前沿科学问题，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国家付出了很多心血栽培我们，我们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回馈社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解决实际问题。自然灾害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努力来管控灾害风险，把损失降到最低。”这就是重大泥石流减灾团队的心愿。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8-14 第6版 院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