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6年7月2日）召开《纪念陈芳允院士百年诞辰座谈会》，我感到这一活动很有意义。在收到请柬后，我仔细回忆了与他工作和相处的许多事情，还查找了一些资料，往事的件件桩桩又浮现在眼前，特别是重新拜读了他几十年前写给我的四封亲笔信，更使我加深了对陈老先生的思念和敬仰。

　　我跟陈老先生在工作中有比较多的接触，是从1983年我代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马捷同志的工作之后。当时张爱萍同志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三抓”任务，其中通信卫星任务中应用的对卫星进行跟踪测轨、遥测、遥控、数传的微波统一测量系统，其原理和方案就是我们陈老先生提出的。下面我主要讲三点：

　　首先，我认为陈芳允先生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敢于担当的老专家。这一点我想结合两件事例来说一下，首先是大家都知道的863计划，当时的背景是国防科工委为了应对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对我国家安全和国防科技带来的严峻挑战，在1985年开展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并在当年10月、11月和12月召开了大型研讨会。在此期间，陈老先生非常关心发展战略问题，他多次跟我谈到要认真地搞好发展战略研究这项工作，尤其强调要积极跟踪研究国外战略性高技术发展。在研讨会上，陈老先生表示，中国只要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就一定能保持我国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因为这样，他和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四位老科学家联名提出了863计划的建议。我与王大珩先生相识是在1952年，当时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仪器馆（1957年更名为国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当时王大珩先生是仪器馆的领导。王老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一直十分敬重的老专家、老前辈。2006年是863计划实施20周年，也是王大珩先生从事科技工作68周年，在参加纪念活动的会上，王老提出让我回顾和总结863计划的工作，为此，我对863计划的全过程做了一些调查，实际上863计划的建议内容和向中央领导反映的想法都首先是陈芳允老先生提出来的。在1986年2月的一个晚上，他来到王大珩老先生家，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王老的完全赞同，并商定由王老执笔起草。我认为，现在有很多事情要正本清源，特别是对于那些默默耕耘、不求闻达的科学家，我觉得我有责任实事求是地把历史真相说出来。第二件事是1993年1月，他写了一个关于国防科技发展的具体建议，其中不仅有发展我国国防科技事业顶层的战略谋划和思考，又有针对某些重要领域或重大项目（如预警机问题）的具体建议。这两件事情，我都跟他深入地交谈过多次，从中我受益匪浅，学到了不少知识，也了解了很多情况。还有很多的事例这里我就不一一讲了，总之，我认为他既是一位高屋建瓴，极具前瞻性和创新精神的老专家，又是一位忠诚于党、为国分忧、勇于直言、敢于担当的老专家。我总觉得称呼陈芳允先生为科学家还不够，因为他不仅在科学上是大家，在工程技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称其为大专家真是当之无愧。

　　第二点，我认为陈芳允先生是一位极具科学精神的有真才实学的老专家。这里我通过他写给我的亲笔信中的几个具体的事例来讲一下，第一件就是前面发言的同志们谈到的“双星定位”的事情。大家可能不清楚，在研究“双星定位”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过“单星定位”，“单星定位”是由美国人先提出来的，我们国家也有科学家提出“单星定位”的方案，在当时“单星定位”和“双星定位”是有争论的。之前，我曾请教过陈老先生有关“双星定位”的问题，针对“单星定位”的问题我又向他请教，后来他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给我写了一个材料，说明从精度、可靠性、附加设备等等综合比较来说，“双星定位”更有优势。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我国第一颗广播卫星用什么波段的问题。用KU波段还是C波段？在当时争论得也是很厉害，这个争论有一个背景，我们过去总是哪个部门管这个事哪个部门的意见就是主要的，缺乏对别人的意见，乃至正确意见的容忍度量，因此，往往就不能全面考虑问题，这是要害！针对这个问题，他亲笔写了一个KU波段跟C波段的比较，这份材料可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可行性方案论证的纲领，说得非常清楚。这封信对我们后来比较快的下决心定下这个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件事情就是卫星综合利用的问题。这是我在位期内一直很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同步轨道卫星怎么综合利用？因为同步轨道的位置非常有限。我曾多次向他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跟我讲了相关的概念、原理和具体技术问题。为什么说他是富有科学精神的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我认为，正是因为他能用很清晰的概念跟你讲清楚问题的本质和要害。我一直认为，是不是称得上真正的科学家，很关键的就在于他的概念是不是清楚？他的物理概念是不是正确？如果物理概念都不清楚，那他就讲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关键，这样的人就不能称为科学家。当然，科学家不是万能的，但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中的概念问题应该很清楚。

　　第三点，我认为陈芳允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又可敬可亲的老专家。我在跟他相处中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多次交换过意见，有时也谈生活中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基地我们饭后一起散步，散步中他很关心地问我：“听说你的肠胃不太好？”那时候我肠胃确实不太好，人很瘦。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晚上少吃点，一定要多散步。”我后来就按照他的这个方法来做，的确收到了效果。他一直记得我肠胃不太好这件事，多次提醒我晚饭后一定要多散步。通过这一件小事，我感到他是一位很值得相敬相亲的人。我认为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默默无闻、勤奋工作、平易近人、不居功自傲、从不张扬，能够谦虚地对待党和国家给予的荣誉。他的口头禅总是谦虚地称自己是“做具体事的小技术员”，在他自书的多个自传、文章中，他总是反复表明，“工作是大家做的”，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我总想，现在太需要有更多的像陈芳允先生这样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科学家，而不是张扬的“科学家”，更不是那些做了一点事就自以为了不得的“科学家”。

　　陈芳允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6年了，每当我们想起他、说起他，心里仍然充满尊敬和感动。今天我们纪念陈老先生，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认识他，让大家了解并记住一个真实的陈芳允，不仅要记住他的业绩和贡献，更要传承和弘扬他的崇高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品格。

　　现在科技界对有些事和人的评价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不真实、不实事求是。我认为“诚实”是自然科学家的本质属性，因为探索客观规律需要求真务实的精神。诚实地记下事物发展的“真迹”，是正确客观评价一个科学事件及其参与者的基础。留下“真迹”才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直笔正言，不畏权势、不求名利的“纪实精神”，克服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书写下当代科技发展的“清史”“真迹”。我希望这能够成为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史研究者的基本道德要求。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6-07-31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