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大院的故事之二十四 研究员种菜

萨是三年级从东四转到了中关村上学，对萨爹萨娘来说，这理由十分充分 – 中关村的几所小学都是北京市重点，师资比较好，而且这个小萨拿起书本就哈欠连天，放下书本却人小鬼大，不放在自己身边看着实在难以放心。

“折子”抵到祖母那里，事情就有些麻烦。萨的奶奶大概小时候看惯了私塾先生大袖飘飘，折腰一乡的文士风度，对七十年代拎着大白菜满街走的小学人民教师不甚尊重，觉得就是个识字么，哪儿还不是一样？当然老太太不会封建到干涉萨爹萨娘的决定，她只是更关心小萨过去生活上会不会受委屈。

于是萨娘就“花言巧语”起来 – 萨爹刚分了一套带厨房的房子，院子里都是知识分子，家教很好，断不会出现孩子们以强凌弱之类的事情，院子前门外是一片松林，房子后面每家带一个小院，环境还能不好？

简直是别墅阶级么，当然好了。因为路远，当时的交通也不甚方便，祖母无法自己实地考察，可是她素知这个儿媳妇虽然科研讲课的能耐不小，却不会撒谎，于是放心，大笔一挥 -- 准奏。中关村科学院数学所平房宿舍就又多了一个二世居民，后来萨弟也被如法炮制迁了过来，这里的学校果然。

却不料，萨娘虽然不会撒谎，毕竟文革到下面干了八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谎话是依然不会说，打折扣却学会了。过了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萨的祖母终于光临检查工作，不禁大呼上当。

带厨房的房子不假，但只是一间南房，冬冷夏热不说，还时时可见壁虎老鼠这等活物光顾；

厨房是有的，但上厕所就得去院里公用的；

知识分子家的小孩儿的确很少打架，但有点儿继承父辈的传统。什么传统呢？科研工作要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学院的二世们“小心求证”的精神还有待发展，“大胆假设”的勇气绝对一流。一回七岁的萨弟跑丢了一上午，回来一审敢情跑三四里地翻墙到遗传所看金鱼去了 – 你不怕跑丢阿！萨娘刚要发飙，一旁站着的另一个叫陆煜的小家伙慢条斯理的发言了 – 阿姨您别急，有我带着他呢，丢不了。

萨娘哭笑不得 – 你带他？你也跟他一边大啊！

陆煜是陆柱家研究员的儿子，后来拿了全国华罗庚金杯赛总冠军，从对萨娘这句话来说，那份心理素质真不是盖的。

至于前门的“松林”，就只有两行树，称为“林”可以媲美亩产万斤，倒是后门有一个大煤堆无人谈起，而院里才郎淑女们经常在那儿玩得跟卡尔.约翰逊或者格利菲斯.乔伊娜似的。

唯一没有浮夸的，就是那个房子后面的小院，的确萨爹所在这一排宿舍后面有个面积相当的小院 -- 这里头也不是没有折扣。院子是有的，但是没门儿过去，要去只能从后窗跳，而且实际上是几家合用的一个窄长院子，中间并无院墙相互隔开。

虽然没有院墙，院子里面却是楚河汉界，条块分割。各家自有势力范围，用排水沟分开，界限清晰，而且分得公平。这公平是专业人士评价的 -- 一次萨爹有个搞建筑的朋友来我家，随意看了后院，便笑道这儿真是数学所的地方啊。问其原因，答曰你看这几块地分的，就是随意几条线划开，有的三角有的长方，还有的五边不规则，细细算来面积却惊人的相似，误差超不过5%，除了搞数学的，谁能算的分的这样清楚？

这个评价很能让院子里的研究员们得意一下，然而如果看看后墙这得意也要打些折扣 – 排水沟通到墙外的地方，分明有几个形状怪异的豁洞，那就是研究员们在墙上打开的排水口了，如果说这一排“笑人齿落曰狗窦大开”的东西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各位研究员的杰作，估计会有人买块豆腐撞死的。

毕竟是搞数学的，动手能力差了点儿。

您要问为什么条块分割，原因很简单，各位研究员都把这块院子当成了“自留地”，很有几位种了瓜果蔬菜，一到季节，翠的黄瓜，白的菜花，偶尔有人买了蝈蝈挂在那里嘶叫，还真有几分农家乐的味道。

科学院的科研任务挺忙的，还有闲心伺候这个？的确是忙，但耽误不了大家种菜，调剂调剂脑子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为了尝个鲜，自己种的黄瓜扁豆摘了就炒，不是一般的好吃。看很多科学家传记，不是拿馒头沾墨汁就是抓着板擦当面包，假如搞数学都到这个境界，萨娘是肯定不会嫁了萨爹 – 动物园的猩猩也不会拿板擦当面包啊，这什么智力水平么。。。实际上我看到的数学所长辈都挺会生活，其中颇有几个美食家。比如广东出身的唐友三研究员，讲广东烧腊能上午九点半把人讲到奔饭馆吃中午饭去 – 怎么那么早？馋的。但他和我家的邻居郑朝周研究员比起来还有些“小巫见大巫”，郑家若是作红烧黄花鱼，院子对面大众饭馆都要倒霉 – 客人们闻见了往往都点这道菜，可大众饭馆的厨子还真做不出来。

既然如此，研究员们种些新鲜蔬菜，就不仅仅是节俭了，也许还有一点儿馋嘴的因素在里面 – 当然更可能是他们的儿子女儿馋嘴的因素。

对我们这些小家伙来说，后院种菜，就不仅仅是为了吃，这种上蹿下跳，浇水施肥的运动，本身就很对青春期精力过盛孩子们的胃口，看着自家院子里的东东开花结果，比吃还有趣。而孩子就是孩子，折腾之余，便常常不免很期待自己家的地里长出别人家没有的古怪东西来。

这种愿望几乎没有谁得逞过，因为这一排最头上一家住的是参加过西藏平叛的老战斗英雄，复员后在科学院作处长的俞师傅。俞师傅把自己的自留地调理得有声有色，南瓜结的跟小磨盘似的，丝瓜搭了架象凉亭。没事就可以看见俞师傅悠然自得的背着手看自己的大南瓜，那份专业水准和耐心谁能跟他比？

萨这里有过一次“几乎”可以成功的挑战。

有一年连阴天，雨淅淅沥沥下了半个月，等过了半个月去看，地里长出一根绿色的爬蔓，蜿蜒了很长。萨娘看了，说是红薯，估计是谁无心插柳的作品，然而这东西她也没种过，就准备拔掉。萨好奇心重，坚决保护，心中期待种出个足球那么大的红薯来吓人。萨娘拗不过，只好随我自便。

这红薯果然很给面子，蔓长得又快又长，生机勃勃，大有一种“红薯王” 的风度。那一段不但兄弟十分上心，一院的弟兄们也都知道我这儿种了一棵特大红薯，浇水施肥多来帮忙，因为这玩艺儿以前还真没人种过。甚至连俞师傅也来看过，瞧我们忙活憧憬，老爷子抽了一支烟，挠挠头走了。

到秋后这红薯居然长得象个小葡萄藤一样粗细，萨十分得意，专门拉了几个兄弟一起收获。

大家拉住红薯蔓奋力一拉，结果差点儿集体摔跤。吃惊之下去看拔出的东西，却只有一串比花生大不了多少的东西，和粗大的茎蔓实在不合比例。不甘心的小家伙们在地里反复搜查，都证明这块地里的确没有红薯敢于潜伏了。

这件事困扰大家很久，最后达成一致 – 肯定是哪个缺德的家伙暗中偷走了我们的红薯。

很久以后，才明白这纯粹是我们自己没有经验所致 – 你让它的叶子茎蔓如此疯长，它哪儿还有养料去长红薯阿！

记忆中种得很热闹的要数荆树仁先生。

荆先生是数学所的副研究员，标准的知识分子，住在我家右边，他家有个顽皮的小家伙叫小春，我们在给菜园浇水的时候，小春往往在架子上抓天牛或者大青虫，然后用放大镜，老虎钳等酷刑处死，其手段不亚盖世太保。这个习惯让他爸爸十分不爽，经常加以制止。总的来说，院儿里做爸爸的都是文化人，雅不愿孩子们习惯这种 “残忍”的勾当，不过方式方法不同。萨爹心慈面软，要是萨或者萨弟捉了蟋蟀或者蚱蜢，往往是一番教育（对我俩，不是对蟋蟀蚱蜢）后当堂开释，荆先生没有那样耐心，往往是抓住小春喝骂一阵，缴获的虫子则随手往地上一扔，再加上一脚送其文明归天。

荆先生和大多数数学所的研究人员一样，并不懂得园艺，但是他弄来的种子好，是北京人常吃的“猪耳朵扁豆“。这种扁豆色泽碧绿，形状大而薄，有些象荷兰豆，切丝炒食味道极佳。荆先生为了种扁豆下了不少功夫，搭起一个竹子编成的架棚，扁豆秧爬得很茂盛。

开始这扁豆长了些白色的小虫，看来性命难保，不过俞师傅看了主动来帮着打药，又加了指点，这扁豆就越长越好了，很快架子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豆荚。

到了收获期，扁豆是陆续成熟的，荆先生每天都会得意地摘十个八个扁豆，加点儿肉丝好好炒了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邻里十分羡慕。这种大院古风犹在，荆先生也不免给大家送些，于是皆大欢喜。

然而，有一天萨翻窗去浇水，却见荆先生看着扁豆架子发呆，和屋里的荆太太在说话 –

荆：还是丢了一个，最大的那个。

太：你怎么知道丢了？好几百个呢，你弄错了吧？

荆：没错，三个最大的，（说着用手一比划）是个等边三角形，现在那边角上的那个没了。

太：不会吧，谁拿了一个扁豆又什么用？能炒菜么？

荆：哎，挺可惜的，早该摘啊。-- 又是小孩子耍把戏弄得吧？小春。。。

这一天下午见到小春，小春好像还有点儿受了委屈加委靡不振的感觉。

第二天，又听到荆先生在院子里看那个豆架发脾气，从窗户探头一眼就明白 – 又丢了一个，等边三角形是没了，只剩了一个角。

这回荆先生不再废话了，生气地叫道 – 小春。。。

小春连忙跟头把式的出来了。

荆先生正要训话，忽然发现剩下那个豆角有点儿怪异，连忙扶扶眼镜，伸手把豆角翻了过来，一头大天牛正吃得悠哉游哉呢。荆先生伸手把天牛抓了起来。

小春问：爸，有事么？

荆先生：晤。。。没事。

小春看看他爸爸，这不太象没事的脸色么，张了张嘴，积威之下还是没敢说话，掉头要走。

荆先生正要把天牛往地上摔，看看那残缺不全的豆角，忽然把牙一咬，叫 -- 小春。

小春回头。荆先生把手中的天牛递过去，道：你拿去，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这回论到小春莫名其妙了，呆了半晌才接过天牛来，半天不敢吭气。

那天牛的命运如何，是受了火刑还是电刑，则不得而知。

从后面看，忽然发现这父子俩真挺象的。

那一年，荆先生家吃了很多次豆角，让人羡慕。

[完]

一位小院的朋友来信相认，提到当年一起种蓖麻的种种趣事，不禁开怀，遂写出了这篇文章。